【70·回望】父亲坚定的信念

2017年08月16日 10:04 | 来源:呼和浩特日报

原标题:父亲坚定的信念 ——献给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

回眸上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经过艰苦不懈几十年的流血奋斗,终于获得了解放,迎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此时此刻,我们十分怀念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蒙古族共产党员,我们的父亲(内蒙古党委原书记处书记兼公安厅厅长)毕力格巴图尔。

1908年父亲出生于土默特旗(现呼和浩特赛罕区西把栅乡)什兰岱村一个蒙古族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村里遭受旱灾,为修渠浇地,村民推选父亲为“渠头”,因地主仗势不让水渠通过他的地段,和他讲理不成,使修渠浇地一事未成,激起了父亲对地主的愤恨,萌发要找一条能为穷人说话的道路。

1929年,父亲在佛鼎(时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引导下,参加了革命担任交通员并加入了青年团。1930年农历正月初五,中共西蒙工委选派父亲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同年9月,组织上又选送父亲到莫斯科苏联东方劳动大学民族班学习,1933年底毕业。

1934年1月,父亲在吉雅泰(内蒙古党委原常委、政府副主席)带领下,受组织派遣回国,经苏联伊尔库茨克、蒙古国乌兰巴托,再经锡林郭勒盟、四子王旗回到归绥(今呼和浩特)。他们的任务是在绥远、北平、天津等地搜集日寇的军事部署及军用物资情况并发展组织、准备力量开展抗日地下斗争。回国后,经过数月,历尽艰辛终于在察哈尔正黄旗通过先期回国的纪松龄和组织接上关系。按组织分工,吉雅泰驻北平、纪松龄驻集宁,父亲负责联络和掌握归绥情况。

1935年初,吉雅泰工作顺利,联络和掌握了一些专门向他汇报日寇情况的人,但也因此引起了北平警察局的怀疑,上级决定吉雅泰转移到张家口,将父亲调往北平,化名姚瑞亭进入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以办事处交际股股长身份开展工作,期间父亲收获一份宝贵的爱情,在吉雅泰的提议下,父亲和他的妹妹赵林召结为夫妻。当年12月,父亲把德王去伪满洲国访问,与日寇进一步勾结的情报,传送给乌兰夫,乌兰夫同奎璧立刻将这一消息印成传单散发,揭露德王投靠日本的行径,为1936年2月百灵庙保安队官兵暴动做了舆论准备。

1936年初,因为办事处人事变动,父亲离开办事处以商人身份住进首善公寓,并在北平西四牌楼南大街开设了“义达里宏仁西药房”作掩护开展情报工作。“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9月药房便被敌人察觉破坏。父亲又紧急转移到天津,根据上级决定,由搜集情报转为对敌破坏斗争,他们组织地下人员,先后炸毁日寇轮船,号称“天皇陛下之资本”的天津、北京中原百货公司以及军用草垛、棉花仓库。1938年在北宁路古冶车站组织炸毁敌人一辆火车头后,被敌特发现开枪击中衣袖幸未遇难。遭此险遇,组织立即决定撤离天津。一个月后,父亲化名王福元又赴冀中破坏琉璃河铁路桥,阻止和拖延日本鬼子南下日期。不料到了河北新城被国民党残部扣押,险遭活埋。后经冀中军区解救进入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父亲并任命为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为军区培训数百名侦察、爆破人员。

1939年秋,父亲接受组织指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以务农为掩护,深入伪蒙军第九师、归绥小校场伪蒙军校,继续搜集绥远地区日寇情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随部队赴蒙古人民共和国任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宣传主任。

1946年11月,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11师副政委,1948年11月任内蒙古骑兵11师师长兼政委。1949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4师师长兼政委。在解放战争中,父亲亲自参加和指挥的主要战斗有:1947年明安旗八佐山战斗;1948年11月率部参加平津战役解放张家口的阻击、打援、追歼战斗并解放张北县;1949年挥师绥北战役、召河庙战斗,接着率部解放四子王旗、西苏旗直至乌兰察布盟全境,为保卫锡察革命根据地和内蒙古西部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国防部授于父亲二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乌兰察布盟政府成立,父亲首任乌盟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改称盟长),先后又兼任盟委副书记、书记、军分区司令员,领导乌盟政权建设、民主改革、恢复生产、发展经济。1950年10月,父亲奉绥远省军区命令,任军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挺进绥西、二进河套地区剿匪战斗,剿灭当地猖狂的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兵患,为巩固绥西和河套地区新生的人民政权,推广减租减息恢复农牧业生产作出重要贡献。

1951年,父亲回到乌盟政府,更加挂念战争年代牺牲的骑兵4师(11师)的烈士们,他提议组织收集烈士遗骨小组;在乌盟所在地固阳县城修建烈士纪念塔。

1955年8月1日烈士纪念塔落成,乌兰夫同志为纪念塔亲笔题词:烈士们永垂不朽。父亲亲临大会宣读祭文,塔中安放着293位烈士骨灰和灵位,供后人凭吊纪念,同时圆了父亲牵挂思念烈士的心愿。如今这座内蒙古境内唯一的骑兵烈士纪念塔几经修缮已成为内蒙古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固阳烈士陵园。

1955年6月,父亲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武装警察总队党委书记兼总队长,开始了他又一新的征程。

1961年春,父亲就多次带领干部深入边境、牧区调查研究,开展边防安全教育,并很快建立56个边境公安派出所,加强边境社会冶安工作。1962年,父亲又带领工作小组到新巴尔虎左旗等进行边防治安教育。因中蒙边境的牧民搭界居住情况很多,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工作小组首先对广大牧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同时努力改善边境物资供应和医疗卫生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效果显著,边境秩序稳定。

父亲在公安厅任内长达十二年,他始终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不改初心,驾驭复杂的局势,妥善处理了许多敏感案件,为内蒙古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巩固祖国北部边疆作出了突出贡献。直至“文革”呈现了我区治安工作最好时期之一。1963年,公安部《公安建设》登载《内蒙古公安厅长毕力格巴图尔同志一贯保持党的艰苦朴素作风》文章,同年10月,新华社内部刊物以《毕力格巴图尔同志的优良作风》为题全文转登,在公安系统和党内进行表扬。

1964年5月,父亲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兼公安厅长,他更加努力做好分管、兼管及自治区党委的中心工作。10月,他带领党委牧区“四清“(试点)工作团到呼盟新巴尔虎右旗开展“四清”工作。在长达十个月的日子里,他深入牧区额尔敦乌拉公社蹲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实是求是处理牧区“四清”中各种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左”的思想影响,保护了干部,发展了牧业生产,平稳地完成了牧区“四清”试点工作。

1965年10月,父亲回到自治区党委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年年末初春,内蒙古西部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面对严重自然灾害,他沉着冷静指挥应对灾情,首先是狠抓灾区群众生活,要求不冻死、饿死一个人,其次是动员抗旱保畜,同时加强灾区治安,指示公安厅部署灾区治安工作。春节刚过,他就带领工作组深入四子王旗、达茂旗等灾区抗灾保畜、抗旱抢种,为尽量减少损失,他作出了牲畜跨区转移决策,分批集结大畜、种畜用火车把西部遭灾严重的几个旗牲畜向东部草场较好地区转移度灾。从而,为灾后恢复牧业保存了大批大畜、种畜。后来人们把这一决策称为火车走“敖特尔”(流动放牧)的历史创举。

父亲存放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后期的38本日记,记录着各个时期工作任务、过程、调查研究的数据、表格、以及工作中感受体会。它既记录着内蒙古的建设历史的一个面,也见证了父亲深入实际工作、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历史功绩。部分日记本存放内蒙古档案馆《自治区做出较大贡献的著名人物毕力格巴图尔卷》。

1966年3月,父亲从灾区满身泥土回到内蒙古党委岗位继续主持日常工作。5月,华北局召开前门饭店会议。8月下旬,父亲被打成“乌兰夫黑邦”停职检查,1968年2月开始被隔离审查,1969年实行军管,直到1972年底回家治病。

在“文革”期间,父亲遭受了残酷的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1974年2月,不幸心梗突发去世。3月5日,内蒙古党委举行了父亲的追悼大会,会后骨灰安放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回顾父亲在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一个农民青年成长为优秀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历经艰险的抗日战争,枪林弹雨的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繁忙艰苦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奋斗终生!

1929年,父亲为参加革命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年夏天,父亲在土默特旗保合少村(现呼和浩特新城区保合少村)他三姑家见到一位精干的陌生人,心想他是否就是为穷人办事的表姐夫?因为从未见过面,所以就问他三姑这人是谁?回答说是一木匠。第二天一早父亲竟向他三姑告别要回家,并且煞有介事地说我不会再登您家门了。他三姑忙问,谁得罪你了?父亲说,您怎么能让木匠和自己的闺女住。他三姑一听吓坏了,赶忙说:那就是你表姐夫,旭日的女婿佛鼎。父亲听了喜出望外,立即找佛鼎说,你把我领上吧,佛鼎说,你小小年纪能干什么?父亲十分自信地说,你能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佛鼎也耳闻父亲是勤劳、助人的青年,又见态度坚定,就说,好,秋天听我的信儿。不久,父亲受佛鼎指派担任交通员。

1929年5月,党组织派乌兰夫、佛鼎等人从莫斯科回国开展秘密地下工作,发展党组织,父亲就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毅然参加革命,开始了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一生。

1933年底毕业前夕,父亲总结这几年的学习时写到:我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帮助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得解放。只有解放全人类,才是我一生最值得的事情。从此,父亲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坚定信念,像一根红线贯穿他的一生,为日后革命征途谱写传奇人生奠定了矢志不渝的思想基础。

1934年1月,他们回到归绥,按离开苏联之前的计划,在北平接组织关系。父亲和吉雅泰虽经多次按回国前指定时间、地点接头,但始终未能找到联系的人,无奈他俩只好返回归绥。吉雅泰沉着坚定地讲:“不要急,会有办法的。”经商定,父亲再次出发向察哈尔、张家口一带寻找组织。一天在三道营打听到卓资山一位叫查干呼的人曾说过你要找的人。赶到查干呼家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查干呼的父母不欢迎父亲,甚至反感。他父亲也不愿意让我父亲在这里停留,就说:你要找的人到张家口云庆那里问吧。父亲只好去张家口寻找,他转了好几天,总算找到了云庆,终于打听到了父亲要找的人的消息,连他家一口水都没喝,饿着肚子赶往正黄旗,天黑了就在路边破庙里过夜,第二天过集宁附近的霸王河时,百米宽的滚滚河水,父亲心里紧张得很,但为了赶路,鼓起勇气跳入河里,小心游走到对岸,上岸时不料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正砸在右脚第二脚趾,指甲都被砸掉了,钻心的疼痛,父亲还是咬咬牙站了起来,翘着脚一瘸一拐地往前走。越过荒野天也快黑了,忽然看到前方有火光在闪动,父亲朝着火光方向走去。这是菜园一个窝棚,里面有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在老人帮助下,终于在察哈尔正黄旗三苏木找到了纪松龄,并通过他和共产国际人员旺力靠夫接上组织关系。父亲怀着满腔热情,决心抗日的信念,为寻找组织,一路上打短工谋生,从春夏之交走到深秋,过着流浪般的生活,经受了回国后的第一次革命工作的考验,从此,开始了平绥路地下十年传奇般的抗日革命斗争。

1935年5月,组织决定将父亲调往北平,1936年初,在义达里宏仁西药房的工作还算顺利,期间做了瓦解敌军势力的工作,使日寇企图策划进攻绥东洪格尔战斗的失败;壮大了地下组织,有了“左膀右臂”,增加了抗日力量,还给北京门头沟游击队送去药品。“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9月药房便被敌人察觉破坏了,父亲转移天津。

根据组织决定,父亲转移天津暂住英租界,任务由搜集情报转为对敌破坏。日军占领北平后,计划南侵攻占武汉,因此破坏平汉、北宁两线铁路及沿线桥梁、码头和军用仓库显得十分迫切。父亲在天津组织地下人员扮作搬运工人,在鞋底夹层中装进爆炸物,安放在船舱货物下面,把日寇的两艘满载军需物资的轮船炸沉于大海;派出东北流亡进步学生吕琳(乌兰、内蒙古原经委副主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兼女工部部长)等二人在日资商场,一人佯装买布,一人安放爆炸物,在北平、天津相继炸毁号称“天皇陛下之资本”中原百货公司;组织地下人员烧毁鬼子的军用草垛、棉花仓库等。火势蔓延,物品烧毁,人心大快,给日本鬼子极大打击。

1938年2月,在北宁路古冶车站组织工人小陈炸毁敌一火车头后,照例按约定时间去大光明电影院同小陈见面,但没有见到小陈,按地下工作的惯例,在约定时间没到,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为了搞清实情,第二次毅然前往约定地点,下午5时,小陈出现了,双手紧紧套在袖筒里,身后不远处还跟一人,父亲意识到这一异常情况,为了看个究竟,又往前几步,当和小陈相对瞬间,突然,小陈举起被拷的双手,大声叫喊:“我被抓了,活不成了。”闻声,父亲处事不惊,依然若无其事迈步穿过人群,急忙向南英租界奔跑,特务立即开枪,一弹未中,一弹击中衣袖穿孔而过,跑过英租界后而脱险。遭此险遇,他十分惦记小陈的情况,为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他立即撤离天津。

(云珍 宝珍(执笔) 胜利)

(未完待续)

1二

[编辑: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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