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丝路遗珍金花银工艺精湛 纹饰精美

2018年04月16日 09:30 | 来源:内蒙古日报

(图一)

   中国古代金银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但金银器皿却始自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魏晋南北朝,金银都主要用作车饰、冠饰、带饰、首饰以及玉器、漆木器、蚌器的边饰,以及青铜器、铁器的表面装饰。直到唐代,具有独立风格的金银器皿才占据主导地位,各种工艺也运用自如。

   唐代是我国金银器手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其工艺精湛,纹饰图案精美,品类繁多,尤以在银器上作鎏金纹饰的“金花银”工艺最具特色,时称“金镀”、“金涂”、“镀金”、“金花”等。“金花银”是银器制作工艺的一种,先在银器上錾出图案,后在图案上鎏金,这样既突出了图案,又产生了黄白相间,相互映衬的视觉效果,工艺虽显繁缛,但可使银器更加富丽,富有立体感。

(图二)

   金花银在唐代皇宫中极受尊宠,皇帝赏赐的贵重物品中常常有它,如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金银器有金花银碗、金花大银盘、金花银胡瓶等。官员朝奉也多有金花银器,如文宗在大和年间就曾令地方政府在四节进奉金花银器。金花银器不仅是研究唐代金银手工业发展情况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唐代社会、经济情况不可缺少的实物例证。

   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文化交往加强,西方金银工业的制造技术及器物形制、纹样风格对唐代金银器制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金花银器的制作,除了龙凤纹、花草纹、瑞兽等传统纹饰外,还有西方的造型和纹样特征,甚至有些器物为舶来品。如赤峰市敖汉旗荷叶乌苏乡李家营子墓葬出土的猞猁纹金花银盘(图一),盘底锤揲出一只浮雕状的猞猁,两角竖立,低头垂尾,张牙舞爪,神态凶猛威武。同墓还出土有狮纹金花银盘(图二)、鹿纹金花银盘、摩羯纹金花银提梁壶(图三),与此盘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土城子墓葬出土唐代摩羯纹金花银杯(图四),器身作四曲海棠形,口缘以鱼子纹为地平錾枝叶纹,内底以海水为衬托,摩羯浮游其中,周围衬以联珠纹和花瓣纹。此组器物皆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图三)

   唐代,包括稍早一些的南北朝、隋朝,笼统地称为“西方”、并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是贵霜、嚈哒、突厥、萨珊、拜占廷、粟特、大食,它们都是金银器皿制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对唐代金银器皿的影响都很大。当然,中亚、西亚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金银器皿自身内涵的多样性,决定了金银器皿本身也常常是多种文化的集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东西文化的交流之路。考古发现证明,西方金银器至迟在汉代已经开始输入中国,而且出土数量随着时代推移不断增多,与丝绸之路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相一致。唐代金银器上的外来因素,主要来源地为波斯、粟特等。

(图四)

   北魏到唐初的几百年间,许多波斯萨珊人来到中国,在定居中土的波斯人中,不乏金银工匠。《旧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上嘉纳之”,足见当时社会对于波斯工艺的接纳与喜爱程度。又《旧唐书﹒田神功传》中载,上元元年,田神功“至扬州,……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大庆三年三月,朝京师,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件、缯綵一万匹”,说明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波斯人为数不少,而且手中有许多金银器,有的是带来的,有的是就地制造的。

   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在唐代属营州管辖,地处唐朝东北边陲,是古代东西方交流频繁的地区之一,也是丝绸之路在东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开元年间,唐政府广招天下胡商,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胡商到营州开店、立肆,从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散居全国各地的波斯、粟特商人就穿梭往来于营州进行贸易。前述猞猁纹金花银盘即是古代粟特商人经“丝绸之路”辗转带入中国的。

   中西方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的先进技术也传入中亚、西亚及至欧洲,拜占廷引入中国的育蚕法、粟特人把造纸术传入欧洲已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当地制品上中国文化因素的渗透,现已查明粟特银器中,便有许多唐代金银器相近的因素,有的应当是接受了中国的影响。(郑承燕

1521510481718

 
 

[编辑:李珂]
分享至:
    0

视频推荐

进入频道